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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皇帝评估文人谤怨-【新闻】

发布时间:2021-04-05 20:24:43 阅读: 来源:奖牌厂家

与其他王朝相比,对言论的禁锢不太厉害。《曲洧旧闻》曰,因为宋仁宗提拔张尧佐一事,上殿直谏,情绪激动,吐沫横飞,溅 了仁宗皇帝一脸唾沫星。而老包毫不多想,照样慷慨陈词,直到皇帝将错误任命“罢之”乃止。有官位的人如此,一般的士人,言论也比较随便,郓州士子“喜聚肆以谤官政”。提起此类事情,一些人颂扬有加,甚至以民主之气称之。

实际上,的这些自由,与那个皇朝制定的管理政策,与龙椅上帝王的个人品行都有关系。在专制社会的诸多事例中,有些东西粗看与新事物有某种程度的相 似,比如宋朝的决策过程、君臣关系等等,和现在常说的民主容貌有点像,细思却难说是一回事。看到一点不及其余,盲目肯定、盲目否定,无异于手握钢刀,冲入 古代社会,对古人任意杀戮。

宋朝帝王,夺取天下的手段与其他王朝不同,基本是“和平过渡”。

说“基本”,是指赵 匡胤坐上龙椅没有费太大的事儿,没有像某些人那样,为了一把皇椅要进行多年的战争。据说在似醒未醒的时候,部下已把黄袍披在他身上了,稀里糊涂地做 了皇帝。虽然这是谁都不信的鬼话,但在后周的点检公署,赵匡胤面对范质等后周辅国大臣还是持这种理由,辩说自己受周世宗厚恩,如今被六军所迫做了皇帝,惭 负天地。后来的事不必说了,赵匡胤在崇元殿举行了禅让仪式,让后周小皇帝主动把帝位让给他。不过,赵氏为这个皇位照旧开了杀戒,虽然军民流的血没有达到可 以漂橹的程度,但仍有后周人的鲜血流淌在周围,也有孤儿寡母浸满辛酸的无奈。所以说“基本”二字省不得。

赵匡胤所处的是一个崇尚武力 和兵权的年代。他能坐在皇帝的宝座上,与他是后周的高级将领有直接关系,更直白一点说,赵匡胤手中的兵权,是指引他走向皇椅的明灯。宋朝替代后周不久,赵 匡胤就对典领禁军的将领进行了大调整,对拥兵自重的藩镇,削夺其权,制其钱谷,收其精兵,解除藩镇权力。这位皇帝比一般的人更清楚军事力量对一个国家生死 存亡的决定意义,假如他自己不是后周的殿前都点检,哪里能

够那般轻松发动兵变?从根儿上说,宋朝皇帝不认为文人写几个字、骂几句街就可以把国家断送掉,因此重用文人。

北宋叶梦得在《避暑漫抄》中谈到宋太祖的“祖宗家法”云:

艺祖受命之三年,密镌一碑,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,谓之“誓碑”,用销金黄幔蔽之,门钥封闭甚严。因敕有司,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,谒庙礼毕,奏请恭读誓 词。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,余皆远立。上至碑前,再拜跪瞻默诵讫。复再拜出。群臣近侍,皆不知所誓何事。自后列圣相承,皆踵故事。靖康之变,门皆洞开,人 得纵观。碑高七八尺,阔四尺余,誓词三行,一云:“柴氏子孙,有罪不得加刑,纵犯谋逆,止于狱内赐尽,不得市曹行戮,亦不得连坐支属。”一云:“不得杀士 大夫及上书言事人。”一云:“子孙有渝此誓者,天必殛之。”

宋朝统治者不像其他王朝那样对文人处处提防,最主要在于赵匡胤认识到,军 权可以对政治起决定性的支配作用,异己的军事力量对皇位构成的威胁极其巨大。相反,文人的笔倒没有什么可怕的。对武将的担心和提防,客观上使宋朝文人的生 存环境得到了改善。据王君玉《国老谈苑》云,有一次赵匡胤设宴,翰林学士王著乘醉喧哗,太祖命人好生扶出。王著不肯走,移近屏风,掩袂痛哭。左右人硬把他 拽了出去。翌日上朝,有人启奏:“王著逼宫门大恸,思念(周)世宗。”要求对王著治罪。太祖说:他不过是一名酒徒,世宗时我就了解他。何况一介书生哭世 宗,又能怎么样呢?啊呀呀,倘若王著生在别的王朝,不知道要被灭掉几族呢!

赵匡胤对文人的宽容,乃是他的治国方针决定的,而他的治国方针还包括对相权的分割。赵匡胤把原先的相权一分为二,分为中书和枢密

院,号称“二府”,并且不时找机会折辱宰相们一番。比如,宋代以前,宰相和皇帝一起议事时,皇帝要赐茶看座。据说,有一天,范质等人议事时还坐着,宋太 祖说自己眼睛昏花,让他们把文书送到他面前,等到想再坐下的时候,座位已经被撤掉了,只能站着议政。从此宰相站着论事成为惯例,成为制度。有学者说,宋朝 宰相的权力大于以前的朝代,这一方面说明学术研究很难某个人或几个人一锤定音,另一方面也说明不同的视角可以引出不一样的结论。但不管宰相的权力小了抑或 大了,都是赵匡胤有意设计的治国方略。

可能赵宋皇帝们尝到了这样治国的甜头,宋朝后代帝王都执行了太祖的文化政策。宋朝的士大夫,基 本不必多虑“祸从口出”,不论是居庙堂之上,还是处江湖之远。宋仁宗景年间,四川有一位书生给成都知府献了一首诗,其中云:“把断剑门烧栈阁,成都别是 一乾坤。”成都太守认为这是公然鼓吹、煽动造反,把他缚送京城,交给皇帝惩治。宋仁宗却说:“此乃老秀才急于仕宦而为之,不足治也。可授以司户参军,不厘 事务,处于远小郡。”历史上提倡仁爱的帝王不少,但大多停留在口头上,到了真正行动的时候,那“仁”,那“爱”,就飞到爪哇国了。

仁宗确实称得上“仁”,能够如此理解老秀才心底私密,这样的皇帝虽不能说绝无仅有,恐怕也不多。更多则是,先给献诗者戴一顶“谋大逆”

的帽子,然后对着他的脖子举起鬼头刀,“咔嚓”一声。于是,结案。

清朝“十全老人”大帝,就是用这类铁性手腕打击诗人的。

宋仁宗对这类事情的处理方式,我们不能单纯从他个人品性的视角去看,最好看到他坚持祖宗之法的坚定性,从巩固赵宋政权的深邃目的去关注此事。后人谈及此 事之所以欢呼雀跃,是因为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太多的、无意义的杀戮,宋仁宗思考的角度充满“特色”。《宋史》记录了他与大臣郭申锡的一次谈话。仁宗说:“近 世士大夫,方未达时,好指陈时事,及被进用则不然,是资言以进耳,卿勿为也。”我们姑且抛

开鼓励臣下直谏的这层意思,只说“指陈时事”,仁宗对人性的理解就不一般。实际中,不是什么人都想推翻皇椅,讲一些不中听的话,有些人本为皇帝好,但拙于表达,有些人说东道西,则为求得官禄。历史上的大奸大恶,既有高唱颂歌的“喜鹊”,也有常做义愤填膺状的“乌鸦”。

赞美和贬低,怀恩与怨嗔从来也不能成为评估一切的标准。

宋朝因为诗文导致的文字狱也有,但毕竟没有伤及更多的人,与后世比较起来也不惨烈。这在皇权至上的专制社会几乎可以唱赞美诗了。

《宋史》评价宋仁宗说:“吏治若偷惰,而任事蔑残刻之人;刑法似纵弛,而决狱多平允之士。国未尝无弊幸,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;朝未尝无小人,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。君臣上下恻怛之心,忠厚之政,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。子孙一矫其所为,驯致于乱。”诚哉!

仁宗不是有意识的变革者,但他有自己评人论事的思路和标准,对人有不同于以往的认识。可惜后代“矫其所为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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